美国华媒刊文吁华盛顿为美青年留学中国创造机会

若儒者之道，则当逃父之时已诛之，岂促其成佛也。

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在清代经学家们的视域中，汉学以东汉经学家郑玄及其郑学为重要代表，郑玄的经典诠释基本上重考据而无义理，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发源于宋代。正是中国古代经学家对经的这种认识，使得他们的诠释学常常呈现出独断论的倾向这样，才能更加贴近历代经典诠释传统的原貌，以此提炼中国传统儒学的思想发展脉络。直到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注经时，也仍旧采取这种立场，认为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例如，汉儒郑玄在写给儿子益恩的《诫子书》中就明确表示，他的人生追求在于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

就像郑玄与朱熹等经学家对经典文本所承载的某种圣人元意的理解，说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以其圣人元意的信仰为基础，所以诠释者对作为经的文本的理解就被先天地限制在圣人所代表的王道政治的角度。这就是说，尽管他们要求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封闭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但这个封闭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注云：性者生之质，情者性之欲。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两汉儒家思想之比较纯粹者人数最多，内容亦最旧。宣王的左右大臣说：王，人君也。(《子路》)，一出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董仲舒为了把儒家思想落实到现实政治操作层面，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逐渐地抛弃了民本思想，代之以尊君卑臣论。如桓宽、班固、荀悦、王符、徐干等。

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所谓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主要是指在这百余年间，统治者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策，有目的、主动地对先秦思想文化资源的选择、取舍、加工、改造。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汉武帝则笑着回答：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

当然，荀子在坚守儒家道义理想的前提下也不得不现实一些，因为毕竟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荀子那里就开始为君子提出为臣之道的规范：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后汉书·张衡传》）魏晋何晏提出圣人无情说，唐李翱的灭情复性说以及理学家的以性制情说等等。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孟子·滕文公上》)，到了荀子，则大谈礼法，礼乐很少联言。可见，汉代礼制几乎将一切囊括无余，社会成员的行为都从这庞大复杂的网络体系中找到依据和评价标准。

（《论语·公冶长》）而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已成为名言。但其末流则牵合附会，自惑惑人，以至发展到谶纬之学，从背离原始儒家走向了其反面，对汉代儒学的衰落负有直接责任。

扬雄只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了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变异，特别是儒学整精神的遗失，令他痛心疾首，充满忧患，从而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期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纠正儒学发展中的偏向，进而重振儒家精神。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之说，《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这说明这个说法是古已有之的。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都把君臣关系看成与父子不同的朋友关系。《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

第五，人间真性情的遗失。[11]李泽厚：《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世纪新梦》第20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怪不得余英时先生说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在董仲舒手上也经过了一番相当彻底的法家化。特别是《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

叔孙通曾任秦博士，他所说的秦仪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在春秋战国，这一传统经儒家学者的宣扬，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学说。

汉儒把这些规范归纳为六礼、七教、八政：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6]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其二，体制化的过程，使得先秦相互对等的君臣关系逐渐演变为君主臣客、君主臣辅、君本臣末这样的尊君卑臣关系。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悠远的历史。

汉武帝虽曾下诏求贤，但对士人并不真正在重视，甚至时不时地诛杀士人。史载文帝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提出建议宣用儒生。

这就是说，他能够把为学与为人合而为一，将学问的探讨与人格的修养结合起来，与当时董仲舒、公孙弘以及其后的那些经术之士不同，而远承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风格、气质和精神。在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这种批判精神有很大的遗失。

刘邦做了皇帝，却苦恼于他的臣下不知礼节，弄得朝廷乌烟瘴气。孔子赞扬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这样，经过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细致、烦琐的礼乐制度的确立，开始对社会成员的欲望追求、情感宣泄、意志表达的加以约束，礼乐文化传统的真精神越来越丧失。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这样，灾异乱其义，训诂乱其言，至是益非孔学之旧，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然而，到了思孟，则多谈心性、仁义、仁政，罕言礼乐，孟子曾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虽然，吾尝闻之矣。

（《保位权》）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其中屈民而伸君是与专制王权合作的前提，屈君而伸天是试图借用天对专制王权加以制约。

(《荀子·大略》)儒家民本思想的另一个含义是民水君舟说。孔子对礼乐文化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和重构，其后学也有重礼派的子夏一系。

汉武帝后董仲舒一派揉和《公羊春秋》与阴阳家言，提出天人相与，阴阳刑德，三统三正等。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